我们在动笔写调查报告之前，一定要认真梳理调查工作的完成情况，想要积累更多的调查经验，你会怎么写调查报告呢，以下是会述职范文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好女性调查报告5篇，供大家参考。
好女性调查报告篇1
临近“妇女节”，职场女性群体的就业情况再度受关注。显示，22%的女性认为在就业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25%认为在晋升中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状。这项调查全国样本为128576。
两成以上女性对自己能力缺乏信心
调查发现，61%的女性倾向于在自身与岗位匹配度达70%以上时进行求职申请，行动更保守。而男性这一比例仅为56%，他们更愿意冒险在匹配度低于70%时尝试机会。32%的女性无法判断自己下次升职所需的时间，男性仅为26%。男性对升职的预期更明确。21%的女性在职场上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同样的感受仅在13%的男性群体中出现。
女性获得晋升所用的时间更长
在对个体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晋升使用的时间进行调查发现，有59%的男性在两年内完成个人职业生涯的首次晋升，女性的这一比例则为49%，低于男性10个百分点。此外，尚有44%的女性表示截至目前自己从未获得过升职，而面对这一状况的男性比例仅为31%，比女性低出了13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在获得晋升的时间成本上，女性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然而获得晋升机会的比例却更小。
女性的职业规划注重个人价值增值
在晋升障碍的归因中，女性更倾向于做出“个人能力和经验不足”的选择，相比男性，她们也会更倾向于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尽管这样的表现使得女性看起来不够“自信”，但是也因此让女性在对未来的职业规划选择时更审慎、更注重“修炼内功，稳中求进”。在对未来的职业进行规划时，女性选择“不断提升，获得个人价值增值”的比例高于男性8个百分点。
此外，她们也更希望可以独当一面，接受更多工作挑战，对获得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的诉求也更强烈。男性则意在拓展职场人脉，积累资源、通过升职进阶领导层。
好女性调查报告篇2
年广州市就业现状调查报告
近年来，我国拥有高学历的女性比例不断提高。这是否会给她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优越感?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女性，找工作的难易程度与高学历男性相差无几;在工作稳定性上，高学历女性评价甚高，表示“满意”与“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达55%。虽然在薪酬待遇、职场升迁方面，高学历女性“意难平”，但在工作生活总体评价上均不输男性。
过半受访者认为找工易
学历高的女性多感好找工作。民调显示，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女性，认为在本地找工作“容易”与“比较容易”的比例合计为53%，较认为“难”与“比较难”的'36%明显要多，与同是高学历的男性评价比较接近。
另外，较多高学历女性认为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与读大学有关，对于“不读大学也能找好工作”的观点，该群体中近半数人持不同意表态，比例为49%。
进入职场打拼的高学历女性，其工作感受如何?在工作稳定度上，高学历女性评价甚高，表示“满意”与“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达55%，与高学历男性的56%相差无几。分析发现，高学历女性在工作上多受雇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或集体企业。
对薪酬不满 对收入满意
个人收入包括工作薪酬及额外收入等多方面。数据显示，高学历女性对与工作成效相关的薪酬水平评价以“一般”居多，比例达49%，满意度仅为20%，不满意度达30%;相比之下，高学历男性的薪酬满意度达35%。
对于个人收入水平，高学历女性的满意度为40%，男女差异不明显。在个人收入上，大多数高学历女性自我认为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认为是高收入的有31%。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高学历女性在收入预期上没有往年那么好。在，预期个人收入水平上升的高学历女性有36%，较的45%减少了近10%。
对加薪升职评价低于男性
与薪酬评价类似，高学历女性在职场升迁、工作压力程度方面也不那么如意。高学历女性对加薪与升职机会的满意度为25%，低于高学历男性2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则为28%，高于高学历男性6个百分点。在工作压力程度指标上，高学历女性的满意度为24%，低于男性8个百分点。
尽管对升职、加薪不满，但高学历女性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多感满意，满意度达到44%，与高学历男性不分上下。在个人价值实现、个人诉求表达机会、公共事务参与机会3个指标中，高学历女性的满意度分别为44%、39%及33%，总体与男性基本持平，在“个人诉求表达机会”的满意度上甚至高出男性5个百分点。
综合分析各项指标后发现，高学历女性对于工作、生活的评价不输男性。在个人工作方面，高学历女性满意度为53%，相当于两人中就有一人，与高学历男性的52%不相上下。
而对目前个人生活质量，高学历女性的满意度达64%，甚至比高学历男性的60%还要高些。
好女性调查报告篇3
家庭中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是对女性人格尊严、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权利的粗暴侵犯与践踏，也是对女性的心理等方面的严重损害和摧残。20下半年以来，金坛市妇联共接到各类妇女来访、来信、来电65起，其中自述遭受家庭暴力的24起，占36%，遭受严重家庭暴力(构成轻伤及以上情形)的5起。家庭暴力不仅给女性自身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危及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折射出了女性当下整体的生存状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遏制这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金坛市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分析
1.家庭暴力多存在于“四低”的家庭成员中，即施暴者和受害人的年龄较低，经济收入较低，文化程度较低，就业层次较低。但是近年来，偶有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存在家庭暴力现象。例如2019年我妇联接访的一起诉调对接案件中，夫妻双方均有固定工作，丈夫为我市一家学校的副校长，但由于夫妻感情不和，丈夫常常对妻子施以暴力。
2.由于婚外情等其他家庭矛盾引发家庭暴力。近年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贪恋婚外情导致家庭暴力的情形占到了一定比例。一些男性在外与“二奶”长期非法同居，生儿育女。妻子稍有反抗，便会招致家庭暴力。2019—2019年，在来访接待中，因为婚外情而导致家庭暴力的情形占到了26%。除此之外，婆媳等家庭矛盾、父母分家析产等琐事也会引发家庭暴力。如我市妇联接访的一起家庭暴力案件中，丈夫将妻子的手指咬至骨折，起因就是妻子与婆婆之间关于修葺房屋由谁出钱的问题。
3.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大部分受暴女性尤其是容忍暴力的女性往往受传统道德的影响很深，认为男人施暴很正常，不敢理直气壮地对暴行进行控诉和反抗;有的受暴妇女出于自尊，怕说出去很丢人而选择默默忍受。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冲突造成了大多数人的沉默，2019年下半年，我市参与了十年一次的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几乎没有女性愿意谈及家庭暴力的问题。而凡是纳入妇联接访情形的家庭暴力多造成了妇女身心的严重伤害或涉及婚外情等情形。
二、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原因分析
一是两性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差距，最终导致女性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文化上的消极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两性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和同工同酬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两性在经济领域的平等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女性的自由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看法，造成了男女对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当发生矛盾时，男人会想方设法控制女人来迎合既定的性别规范。一些人认为打老婆孩子是很正常的，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
二是隐性舆论对潜意识的控制。规劝掺杂着恐吓进入女性的潜意识，女性在现实中一旦遇到规劝中所述情形时，恐吓就会不自觉地发挥作用，让人不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比如，女性在遭受配偶的家庭暴力后，她的第一个念头也许是离婚，可她的亲友却出于好意地规劝她:“如果你跟他离婚，以后不好找对象怎么办?”“再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呢!”“万一找不到对象，一个人遭人欺负怎么办?”等等。这样的潜台词对精神的影响比直接的言说更深。到我市妇联寻求帮助的妇女中，常常会有妇女存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无法忍受丈夫的施暴，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离婚，一味的希望通过妇联的劝导阻止丈夫的暴力行为。
三是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比较模糊，比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并未对家庭暴力作界定。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措施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具体的操作措施。虽然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对家庭暴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
三、遏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行为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力度，均衡分配两性权力。过去制定的许多妇女政策多是侧重于对女性的保护，而真正能改变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是均衡分配两性权力。首先，鼓励女性充分就业，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其次，变革传统的性别规范，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健康的性别规范应该基于平等和尊重，不断提高女性的自信心和社会参与度。例如，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员会已经着手改变关于女性的错误的刻板印象，从幼年时代起，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新的观念: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区别之外，不论在学校里、家庭生活中和将来在社会上就业都没有理由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第三鼓励受暴女性应该认识到，受谴责和惩罚的人是施暴者，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更会赢得社会和他人的尊重，纵容暴力只会加剧自己的无价值感和无尊严感。
第二，加强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从微观层面上进行救助是受暴女性最迫近的需要，以往除了忍受暴力，社会几乎没有为女性受害者提供合乎理性的选择机会。为了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强有力的反家庭暴力联盟;赋予妇联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方面以更大的权力;完善警察干预机制，强化诉调对接、公调对接机制，加快妇联反家庭暴力庇护所的建立，在法院判决离婚时，强化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赔偿与保护。
第三，增强妇女自身的防暴能力。女性在力量上比不过男性，但在灵活度上占优势，女性有必要学习一些适合自己身体特点的防身术以抵挡暴力侵害，防身与健体并举。这类防身术大都具有“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特点，例如：女子防身术、巴西柔术、柔道、太极、跆拳道、合气道、咏春拳、擒拿术等。女性增强抵抗力不是为了以暴制暴，而是以暴预暴，一旦暴力侵害发生时，女性可以有效行使正当防卫权。鉴于男女体力起点的不平等，法律应该允许女性在被家庭暴力侵犯时拥有适当的“事前防卫”权。
第四,加快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更要明确法律责任:对家庭暴力施暴者，给受害人造成身体、精神、经济损害，尚不构成犯罪者，给予行政处罚;对屡教不改者，受害人要求追诉的，可给予刑事处罚;施暴者对受害人造成身体伤残、或因伤残至不能生活自理、或死亡者依相关法律从严从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对因政府相关部门不作为、失职、渎职，特别是政法部门中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有关人员，违法执法，造成受害人伤害后果的应该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对引起家庭暴力的“第三者插足”、婚外恋、包二奶和同居者等造成的伤害，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好女性调查报告篇4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了，职场女性的话题也再次受到关注。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经济领域，以知识、创新、体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全新经济模式给予了女性越来越大的表演舞台。
诚然，也使得当今的职场女性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在女性就业率高达73%的中国。在家庭中她们是妻子、是母亲，相夫教子是义务；在企业里她们是职员是领导，尽心尽职是责任，同时还需要进行自己的职业规划。
20xx年，全面放开二胎，承担生育责任让女性在职场上进退维谷，而事实上，女性还面临着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能力被认可、升迁阻碍等问题，更有职业黄金期工作和家庭平衡的两难。
总结下来这就是当前女性在职场中备受偏见的现状：
1、大龄女青年不受待见
2、女性工资低于男性
3、因怀孕而影响晋升
4、女性年龄上处于劣势
5、女性刻板印象，难以改变
6、社会舆论容易将某位女性的错误都上升为群体缺陷
下面我们来结合大数据来看看，调查报告指出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性别歧视，其中，超两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性别歧视严重。此外，7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直属领导为男性，只有28%的受访者表示领导为女性。
在就业中，性别歧视普遍么？——超八成女性认为存在歧视
根据调查显示，女性群体对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感知更为强烈。22%的女性认为就业中性别歧视现象严重，比男性高出近8%。而27%的男性则认为就业中几乎不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比女性高出9%。
高学历女性会遭歧视么？——超四成具硕士学历女性感受到严重歧视
在就业过程中，高学历女性会被歧视么?上述调查指出，从学历角度看，女性学历越高，感受到的就业性别歧视越明显。
调查显示，在拥有高中或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女性群体中，认为在就业中存在严重性别歧视的比例分别为12%、18%、28%，但在拥有硕士学历的女性群体中，有高达43%的女性认为就业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拥有硕士学历的女性群体中，超九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一般甚至严重的性别歧视。
此外，调查也显示，拥有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学历的男性群体中，认为在就业中存在严重性别歧视的比例分别为14%、13%、14%、18%。
升职会受性别因素影响么？——超八成女性认为在晋升中存歧视
在职场发展中，女性遭受到的性别歧视同样让人担忧，特别是女性在面临晋升领导岗位的问题上，性别歧视的问题尤为凸显。数据显示，有25%的女性认为当前的晋升状况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18%。此外，还有26%的男性认为晋升中不存在性别歧视现象，高出女性7%。可见，女性感受到晋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比过去更为严重了。
职场女性晋升难么？——超四成女性到目前为止尚未升过职
该报告还对个体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晋升使用的时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59%的男性在两年内完成个人职业生涯的首次晋升，女性这一比例则为49%，低于男性10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尚有44%的女性表示截至目前自己从未获得过升职，而面对这一状况的男性比例仅为31%，比女性低出了13个百分点。
相较20xx年我们的调查数据，20xx年的职场性别歧视现象仍不容乐观，从实际情况看，这一现象在短期内仍很难消除。就业和晋升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是女性在职场中最易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婚育阶段的女性 ，深受其困扰。
女领导多么？——女性领导占比不到三成
当前，在职场中，女性领导越来越多，不过，相比众多男性领导，她们还只是少数。上述调查也发现，7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直属领导为男性，只有28%表示领导为女性。对此，调查指出，这表明，目前领导层中性别分布严重失衡，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那么，男性领导为何多于女性领导呢?对此，调查分析，基于同男性天然的生理差别和受深厚的男权社会意识的影响，女性在迈向领导岗位的路途上，总是会面临比男性更多的障碍和困境。
从特质上看，男性领导更多的表现出刚毅果断，而女性领导则更容易展现自己包容理解的一面。不过人们在做出决定时，产生影响的因素不仅仅是性别，他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验等也在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当尽量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对待女性领导，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不可否认，性别也确实是凸显女性领导价值和优势的部分原因，人们期待女性领导通过其特有的柔性特质，为团队/集体带来更为包容、和谐的氛围。
相较于20xx年的评判标准，20xx年社会对成功女性的特征有了新的看法，我们希望这些成功的女性能将自身的成功经验分享，去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和正能量影响更多的群体。
好女性调查报告篇5
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你已结婚，什么时候准备要孩子?”“三年内有没有生小孩的计划?”……目前，就业市场已进入“金三银四”的招聘旺季，而在这场求职跳槽的大潮中，一遍遍回答面试官的上述问题，成为了不少已婚女性的“必备功课”。她们之中，因为已有生育计划而在求职路上频遭“碰壁”的，不在少数。
不止在求职端。如今，对于不少女性而言，各自职场中的“婚育墙”也赫然摆在了面前。因为生育失去晋升机会、因为工作推延生育计划的例子并不难寻。而在“二孩”时代到来的背景下，许多女性也陷入了工作与家庭间的取舍抉择。
记者了解到，因为女性婚育问题和用人单位带有传统偏见的“招工思维”碰撞产生的就业性别歧视，在各地已存在许久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发布的《2016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38%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求职或职场中遭遇过性别歧视。
在专家看来，要消除女性职业生涯的这一“拦路虎”，在推广普及新雇主经济主义的同时，也需要求职者、政府、社会联手为女性“正名”。
已婚已育求职家家公司问“孩子”
27岁的孙妍(化名)去年12月步入了婚姻殿堂。年后，她辞去了在重庆的策划执行工作，来到丈夫的工作地杭州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传媒行业摸爬滚打三四年的孙妍十分相信，拥有较好经验基础的她可以在这座城市找到适合的岗位。
制作简历、通过各种招聘平台应聘、每天多个面试电话……起初的一切如孙妍料想般顺利，然而近七八家公司面试下来，她发现婚后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吃香”。
孙妍说，每次面试她自认为都表现尚可，交流也比较愉快，甚至有的公司在薪金上都与其达成了初步一致。然而最后她只得到了两家公司的邀请。她坦言，相比能力和经验，似乎生育问题才是一些公司所在意的。
“几乎每家公司都会问到‘打算什么时候生小孩’，有的是面试一开始就问，有的最后问，还有一家互联网企业的人事主管直接问‘三年内有无生育计划’。”孙妍说，她在一家教育公司面试时认识了一位大学毕业生，后来得知这位面试时表现并不出彩的“职场小白”，在当轮“pk”中击败了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孩”政策放开的背景下，不少已育妈妈们也如孙妍一样重新感受到了求职压力。
山东姑娘金钰(化名)原本在一家新材料企业上班，因为工作劳累又无双休，需要照顾两岁孩子的她接受家人建议决定另寻工作。
“因为简历里面标着已婚，所以面试官都会问到小孩问题，而且问的很详细。我的确打算一两年后要‘二胎’，也没有隐瞒。虽然自己符合岗位要求，但可能因为这个引起了用人单位顾虑，现在也一直没有收到入职通知。”
针对婚后女性求职者频频被问及婚育的问题，记者也对一些企业进行了调查采访。有负责人坦言，公司或多或少会考虑到婚育因素，进而影响求职者录用。
杭州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的招聘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招聘中，“并不会太在意女求职者的婚育问题，还是以能否胜任岗位、能否全心投入工作为主要依据。”
深圳某儿童教育公司合伙人则介绍：“我们在招聘中还是最看重求职者的经验能力是否符合对应的预期要求，只有在同一岗位，竞聘者其他条件都相当的情况下，其是否处于育龄阶段才会成为考虑因素。”
她解释：“我们的'hr管理是相对扁平式的，无论是中高层还是执行层，每个岗位都有非常具体的工作任务及目标，各个版块之间相互联动。对于初创企业而言，时间效率是异常宝贵的，如果员工正处于怀孕、生产或孕后哺乳阶段，多多少少都会减少工作时间、效率，可能会对整个项目产生很大影响。”
类似上述考虑员工“性价比”的思想在许多私营企业中并不少见。在杭州一家水景工程公司2016招聘启事上记者看到，在其招聘的“行政前台”岗位任职要求中明确写出了“未婚或已孕”的字样。
一位企业老板直言，企业也要生存，必然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员工。女性员工除了休产假完全不在岗，怀孕期间和孩子较小时，前后算起来得有至少两年的时间，加上二孩就要四年。
对于许多女性在求职中频频被问婚育的问题，上海唐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唐毅向记者表示：“《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而企业无权了解与劳动合同无关的信息，特别是劳动者的隐私。”
“企业在招聘时无权询问面试者是否生育或二孩的问题，也没必要了解这类信息。如果企业询问此类问题，我们有理由怀疑企业将会以此类信息左右是否录用劳动者。这就涉嫌就业性别歧视。”唐毅说。
职场人的“二孩”：不敢生、排队生
不仅一些已婚已育求职者因为“婚育墙”而“起跑”受阻，不少在职场中“撑起半边天”的女性们也同样面临着生育、二孩的困扰。
已经生育一胎的深圳市民徐媛(化名)告诉记者，如今她正准备二孩，但对于自己的工作却有着强烈担心。
“主要考虑是精力和工作强度的分配。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而且孩子越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就越大，站在家庭的角度我希望给孩子更多高质量的陪伴，所以如果工作强度大了便会产生冲突，反过来也担心因为二孩影响到工作。”
相比于徐媛已有“二孩”计划，因为生育期多与晋升期重合，“想生不敢生”则是许多育龄女性心中的真切感受。
在内蒙古电力系统工作的李乔(化名)，近日更新了她的微博。“以前不理解女人为何会在职场受挫，现在生完孩子快结束哺乳期的我彻底地懂了，何止受挫!”
李乔说，自己从10月起休了半年产假，因此错过了不少活动、培训，和她同一批的不少员工在20底便获得了提拔机会，而自己只能在家里看孩子。而去年底，一起入职的同事已有人成为副局长、副处长，而李乔却只能在入职时的职位上原地踏步。
“我内心受到了一万点伤害，因为生孩子好多机会都错过了。原本我是有二胎计划的，但是这两年经历让我怕了。单位对中层干部年龄要求越来越年轻化，要二胎的话估计自己岁数就超了，所以还是搁置了二胎计划。”她说。
此外在各地，因为女性工作遇上生育，也碰撞出不少“奇葩事”。
日前，河南省商丘市某学校女教师在微博上晒出“奇葩”劳动合同引发热议。校方对育龄女教师列出“霸王条款”，称若因上学期怀孕导致下学期不能工作或中途辞职者，需为其他代课老师的代课费和招聘费“埋单”。
而在今年某省两会期间，一位医院院长在谈到员工生育、二孩等问题时就表达了她的无奈。她指出，本身医院年轻女性较多，现在开始出现扎堆生育的现象。对于这个棘手问题，她笑言只能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先后顺序，以保证不影响工作运转。
对于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上述问题，杭州分公司总经理安杰分析：“首先不可否认女性确实会因为生理原因以及‘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职场的投入，而二胎又将带来双倍的三期成本，作为企业需要考量培育用人各项指标的成本，这也是影响双方利益的关键。”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马良认为，企业有用工自由，但目前国内女性用工的歧视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性别问题，延伸出的生育、休假等，组成了社会性歧视。而二胎对于加剧社会性歧视也有明显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此前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女性就业面临的障碍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社会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很多企业在当下的环境里，做到完全没有性别歧视很困难，且“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观念也一直在影响着女性的就业。
就业“打虎”需四方联手
面对“婚育”歧视这一长期存在于女性职场的“拦路虎”，如何有效“打虎”也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
在专家看来，企业需要用长远眼光衡量女性工作优势，普及以雇员为核心的新雇主经济主义。而女性就业者、政府及社会也需在保障平等就业方面联手努力。
安杰指出：“女性在职场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如亲和力、情感丰富、就业观点坚定、性格坚毅等，通过我们与很多企业雇主的交流发现，女性领导者在企业中拥有更强的忠诚度，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大的稳定性，这种坚定性能够把自己和企业带向更高的高度。企业的用工成本是可以预期的，并且不能只停留在表象上看，应将眼光放长远。”
“调查显示，目前雇佣关系正在往以雇员为核心的新雇主经济转变，而‘尊重’成为员工最核心的诉求。”安杰说，从企业发展出发，企业需要转变旧思维，多维度考量，注重企业雇主品牌。具体要给予女性更多的职场福利、足够的职场尊重，提供平等宽松的发展空间，此外还要从细节上帮助女性解决现实问题，比如设置母婴哺乳室等。
对于女性就业者，安杰表示，其在发挥好自身特质基础上，要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培训，提升工作技能，从事可替代性较弱的工作。同时要争取家庭的支持，这对女性度过回归职场的适应期尤其重要。他同时认为政府与社会需要为女性职场发展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二孩政策为例，包括劳动法、劳工用工制度等在内的配套政策法规，都要尽快调整完善。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建议，女性生育成本应由个人、单位与政府共担。他认为，很多国家都有丰厚的生育补贴，鼓励妇女生育。中国也应该向这些地方看齐，逐步推进建立相应的生育补偿基金或者福利政策。
马良认为，在解决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上，政府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有很多手段，如立法、出台社会政策等，这两方面国家也在做。而政府现在还需要做的是加大司法力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这是现在比较缺乏的。”
在社会层面，马良表示：“企业不仅是经济主体，更是社会主体，应当承担社会再生产中的社会责任，这需要全社会营造起一种文化。此外，我们还要提高女性争取权益的组织化程度，发育真正的社会组织服务权益受损的女性，对企业施加社会性压力，现在这种声音还太微弱。”
他最后指出，最关键的还是女性就业者的权益保护意识问题。“现在大家慢慢认为这种歧视很正常，把它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形成观念，如果真的遇到还应向媒体、社会及政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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